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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丹枫】寻找回来的精神

来源:阅读网 日期:2019-10-29 分类:txt下载
破坏: 阅读:1131发表时间:2018-03-03 21:29:40

经历过“文革”的国人,尤其是上海人,说起曾经的上海市委书记“徐老三”,相信大家不会陌生。而张、姚长年在中央,“徐老三”则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一把手。
   这位“徐老三”,就是徐景贤。
   “文革”前一年。少年的我曾在少年宫,听过徐景贤的文学讲座。那时的他作派儒雅,说话慢条斯理;他写过通讯《党的儿子穆汉祥》、话剧《年青的一代》、散文《生命如火》等作品。在我心里,他是个文化人。
   有句话说得好:一个好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,至少可以更有效地限制坏人;一个坏制度却能把好人变成坏人,或者让好人违心地帮着干坏事。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印证了这一点。
   一时间,发动者号召人们造反、夺权,上演着层出不穷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闹剧。有着很强“党的组织观念”的文化人徐景贤,也从市府机关冲出来响应造反。
   记得那是1967年夏天。我所在的控江中学,由于革命大联合搞得早,成了全市“复课闹革命”的典型。徐景贤代表市领导在学校礼堂讲话。在我眼里,依然清瘦白净的他却提高着嗓音、舞动着双手,嘴里的革命词汇一串连着一串;最后是举臂高呼:“革命小将们,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,大家说对不对?”全场随即响起振耳欲聋的回应。也就在这时,才让我看到这位文化人,已经抺上了造反派的深深印迹。
   一年后,我在寒风昂扬、哭声嘹亮的氛围中,登上火车去插队落户。当时工宣队师傅激动地挨着车窗通知:市领导徐景贤同志、马天水同志要来欢送革命小将!我坐在车厢里木然无语,那种远离亲人的悲伤正在内心蕴酿,哪有闲心去关注徐景贤们?
   正当徐景贤们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中夺权掌权时,我和知青们“坐地日行八万里”的战天斗地,恰似“两股道上跑的车”,毫不相干。
   后来,审判“四人帮”了,才重新关注起徐景贤。那时在大学里不容易看到电视。正好同寝室温良在吉大隔壁的兽医学院认识人,每晚跑过去看。尽管没几个镜头,但还是让我看清了站在审判席上的他:和十年前相比没了神采飞扬,多了满脸晦色。
   此后,徐景贤从我的生活里销声匿迹。
   世间的事有时就是巧。20年后,在一次朋友聚餐时,竟然与徐景贤同了桌,座位还紧挨着。
   这时的徐景贤,佝偻着背,全然失却了原有的挺拔。后来才知道,原1米8的个儿,缩小成1米6几;走起路来一蹶一拐,是严重关节炎所致;眼睛凹陷得很深,拉长了的整个脸显得又瘦又瘪。然而他却是热情洋溢,满脸堆笑,虽说是七十开外的人了,但声音清晰,思维敏捷。当他知道我是搞房地产的,便询问了许多有关房子建造、销售方面的问题。我当时带了本自己写的策划小册子,便随手送给了他。可我心里在想:他也不过是逢场作戏,没话找话而已,对策划之类感兴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。
   也就过了没两天,徐景贤给我打来电话,告诉我他读完了小册子。接着问道:“想请教一个问题,判断房子是不是物有所值,主要依据的是啥?”我说:“是地段,也就是土地价值高的房子,就这一项核心和关键的指标,决定了该房产的基本价值。”
   “哦,这就像购买数码相机首先要问相数,购买钻石首先要问几克拉,购买音响要关注最大不失真功率……”他一连说出了这么多形象通俗的比喻,不愧是学问人。
   最后他谦虚地说:“你的策划书写得很有文学性,给我补上了一堂建筑营销的课程。”
   就这样,一本小册子成就了我和他的第二次第三次接触。虽说他过去担任的是党务工作,但毕竟是在工商业发达的大上海,加上他的聪明好学,所以,对于城市规划、环境营造直到建筑样式、市民需求,他都有自己的想法。因此,我和他有了不少共同语言。
   虽然有共同语言,但毕竟他有造反的历史与那18年牢狱的污点。因此,我不想走得太近。他家住天平路,我路过多次,均没有登门。徐景贤为人好客,有一次他让我上楼喝杯茶,我推托着没上去。其实,那时他已经是个公民,我这有色眼镜戴得是不是很没道理?
   因为十年“文革”,对于我是一个惨痛的回忆。可是,时至今日,还没将文革真实面貌完全公示于众,那这段历史在我心里更不能划上句号。
   可惜,“文革”的发起者以及左右臂们,有资格说清“文革”的,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片言只语便撒手人间。徐景贤说,他屈指算算,也没有谁能够挑起书写的这副担子。于是,他反思,他忏悔:他向剧作家、演员认过错;他向普通市民、青年学生道过歉;他不怕触及禁区,他要将一个自己知道的真实的“文革”完整回忆起来,这是他心灵上的一次洗礼。经过几年的案头准备,写成了一部回忆录《十年一梦》。
   这本《十年一梦》,让他剖析了自己“愚忠”的一生,重新让自己的“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”。
   我读了两遍《十年一梦》。由于是作者一人的回忆,不免有它的局限性;但作者勇于反思的精神,却让人耳目一新。我开始关注、接近了徐景贤。
   十年“文革”,是在把一个民族不断地推向野蛮的深渊:那是物质生产力与人文精神的全面倒退。期间,上海的“徐老三”,也曾经书写过推波助澜的造反宣言,也曾经组织武装民兵“誓死保卫党中央”。正如俗话所说: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中外无不如此。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,魔鬼却诱惑人走向肮脏。
   确实,徐景贤在“文革”中做过不少“肮脏”的事,但他也曾展现过“高尚”的行为。
   “文革”中,他一人“得道”,亲朋好友并未“升天”。连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弟在云南插队好些年,他也没让调回上海;亲戚中有人想参军,他也不给开后门;父母在破旧的石库门倒马桶倒了数十年,没煤气卫生设施,他也始终没有改善父母的住房条件。
   一次闲聊。作家程乃珊告诉我40年前的一件事:她的一济南有没有专业治疗癫痫病的医院?位同事早晨骑车上班,不料车身擦到了旁边行驶的小轿车后轮部位,这位同事赶紧刹了车,幸好人没摔倒。这时,从小轿车里下来了徐景贤,身为市委书记的他弯下腰来看骑车人的双腿受伤了没有,并且一个劲地赔礼道歉……就这样一件小事,让大家对徐景贤有点肃然起敬。
   也有我亲眼所见的。一次聚餐,在饭店门口的垃圾箱旁边,散落着几只塑料瓶,先到的徐景贤弯着腰吃力地拾起一只只塑料瓶将它扔进垃圾箱里。一个小动作让我看到他的良好品质。
   因“文革”犯有罪行,徐景贤1976年10月被逮捕。但由于他交待清楚、态度主动,尤其是他恪守“服从中央”的“组织原则”。中央原来估计接管上海“斗争将十分复杂,任务将十分艰巨”,为此组成了有17名省部级、58名司局级的强大阵容;但接管的实际过程却非常顺利、平稳。这其中不能抹杀徐景贤等人服从与配合的作用。
   法庭准备对他作出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;将马天水作为上海的首犯判处18年徒刑。谁知马天水突发精神病,不能判刑。但上海是“四人帮”的重鎮,要落实一名首犯须重判。当时上海还有一位市委女书记王秀珍,原是一名工人,文化水平有限,让她充当首犯说不过去。故首犯的帽子就落到了原本不予起诉的徐景贤头上:判了18年。
   徐景贤关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。他屡屡说起:要不是家庭的温暖,他是无法熬过那漫长的牢狱生活;而他的家人顶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,只是为了换回18年刑满后的团聚。太太葛蕴芳知道他喜好读书,由他事先开出书目,她就四处去借,然后瘦弱的她背着沉重的书袋,从徐家汇换乘3辆公交车到杨树浦,一月两次从没间断。是解渴的书籍,是亲情的力量,在他心灵上支起了强大的支柱。
   是的,他总觉得对不住妻子、对不住一双女儿。妻子葛蕴芳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,也是个老资格干部;可现如今受到丈夫的牵连,撸掉了党员,退休也没按离休干部的待遇;女儿们正是中学毕业,父亲的入狱,让她们上大学无望,只能分配到饮食店等最差的岗位;虽然长相俊俏,却无人敢娶。一直到九十年代初,他的两个女儿才相继成家。他说,当他在监狱里知道两个女儿相继成家了,当他看到了小外甥的照片了,他形容自己:就像六月酷暑喝了一大碗冰镇汽水似的痛快淋漓。
   九十年代。同他一起关押的“四人帮”头目,死的死、放的放,唯独徐景贤拖着严重的关节炎还在狱中服刑。葛蕴芳大着胆子,给前后两任市委领导写信,都石沉大海;后来硬着头皮给周恩来的秘书写信。这位秘书虽与葛蕴芳只一面之交,但不势利,有同情心。他乘患病的邓大姐短暂清醒之际,将徐景贤的情况告诉了她,邓大姐随即提笔批了“请上海市委酌情处理”几个字。就是这几个字,没几天就让徐景贤保外就医,那是1992年6月。到了1995年5月刑满释放,1999年恢复公民政治权利,徐景贤就成了一位自由公民。
   刑满后,没有单位的他,又出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:关系落在何处?养老金谁来发?同案的王秀珍原是工厂工人,出狱后就落在原单位国棉三十一厂,由厂里发放养老金;而徐景贤原来是市委领导,刑满后怎么还能占着干部的编制?最后只好落在市政府下属的瑞金宾馆,作为仓库管理员退休领取养老金。一开始只有几百元,后来加到一千元,还是不够开销。他喜欢看书、读报,光这两项就占去了大部份退休金。
   为了补贴家用,徐景贤与老伴只能相随女儿们一起生活,空出房子租了出去。有一次徐景贤悄悄告诉我:家里女儿身体不好,女婿刚辞职还没工作,能不能帮个忙,替他女婿介绍个工作?我见他确实困难,尽管当时没有把握,但还是一口应承。后来他女婿在我的一位朋友公司里工作,由于工作出色,很短时间里就提升到总经理的位置上。徐景贤夫妇对我很是感激。我开玩笑地说:“徐老师是原市委书记的职务,那是部长级头衔啊。想当年我要帮忙都不知道门在哪儿呢。现在成了朋友了,面对面没了距离事情反而好办了。”
   每个人,不管贫富,不管贵贱,上帝都是以一个“生”字展览了他的所有作品,然后又以一个“死”字统统予以收回。干净而利落。
   2007年10月31日上午,徐景贤独自一人出门去与朋友相聚;午餐还与朋友们一起举杯庆贺。下午两点回家,睡了半小时,便在沙发上看书。太太葛蕴芳正在厨房间,听得外面一声奇怪的叫声,急忙跑出来,只见徐景贤已经瘫在沙发上不醒人事,任凭妻子大声呼唤,他始终没有醒过来。手里还捏着他爱看的那本书。他没能够等到一个月后的75岁生日。
   他走了,亲人们按照他的遗愿,将他的遗体全部捐献给医学事业。
   说走就走,尽管这是人生最完美的从容;也是人生最潇洒的谢幕。但他仍留有不少遗憾。
   记得徐景贤曾告诉我:《十年一梦》只写出了60%的事实,还有40%在肚子里。我理解他不能完全写出来的原因。我问徐景贤:当时你做的很多事情北京癫痫病医院哪家比较好都有上面的指示,尤其是你主要的罪行“一月革命”,那夺权的全过程更是老人家亲自部署直接指挥,你只是个执行者啊。他答非所问道:“谁让执行者没有了精神呢?”他压低了音调,自言自语道:“当年,因为丢失了精神,所以才做了那么多错事……”
   我读懂了他的话。这种精神就是一种高尚精神:是屈原追求的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”的精神,是陶渊明坚守的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精神。哲学家杜威说过知识分子的特性:“一是独立思想,不肯把别人的耳朵、眼睛、脑力当成自己的耳朵、眼睛、脑力;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,不怕权威,不怕监禁杀头,只认得真理,不认得个人利害。”
   一场“文革”让这些精神都丧失了,我们的知识分子、整个民族整体都堕落了。这环境因素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!
   在“文革”的环境里生活过,我们每个人,是不是都应该反思?
   当年,可能除了林昭、张志新、遇罗克、王容芬、刘文辉、陆洪恩等能最早站出来揭示肮脏展现高尚的超群者之外,有几人能“反暴政”、“拒利诱”?若当时我在农村,有人赏识重用你来摇笔杆子,那还不得意洋洋地在内心呼喊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?有多少文人羡慕各级写作班子,可惜门槛儿高了,没变成“文革”的御用文人,不是有什么高风亮节,实在是没有机遇和资格。
   见证“文革”的徐景贤走了。他的反思却留给我们太多的深思。
   1972年,邓大姐到康平路市委领导家属院来,前后去了姚文元家,去了王洪文家,也去了徐景贤家。只是没去张春桥家,因为当时说张的妻子文静历史上有问题。邓大姐握着葛蕴芳的手说:“小葛啊,景贤同志紧跟主席干革命,你们可要支持景贤同志,和他一起,好好跟着主席他老人家干革命啊!”然而,老人家还是老人家,紧跟他干革命的倒是入了狱判了刑,这又是怎么解释?难道就没有勇气直面“文革”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?难道我们就没有人为十年文革真正的负责?
   我们不能让全民族遗忘“文革”。
   为了让肮脏的“文革”在中国大地上绝迹,有着高尚传统精神的中华民族:拒绝遗忘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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